很有同感。对枣树这样的描写似乎有些奇怪，人们历来众说纷纭。虽然有人说这是啰嗦甚至恶趣味（如李长之），但多数人的共识是，比简化成两株枣树好的多。《野草》是诗，诗歌语言是讲求“陌生化”的，而鲁迅的语言做到了。对此，有人说是为了凸显鲁迅的孤独感，有人说是为了强调枣树的独立性，有人说是众生平等，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等等。张大春还曾从画面和镜头感的角度作过一个解释：它为什么不能修剪为“墙外有两株枣树”或者“我的后园有两株枣树”呢？因为一旦修剪下来，读者将无法体会那种站在后园里缓慢转移目光、逐一审视两株枣树的况味。我觉得或许没必要为唯一解释争得面红耳赤，甚至鲁迅本人的解释也未必就是真相。各种有价值的解释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伽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让我们的理解越来越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