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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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6 10:28
第三天
相比困顿的物质环境，新亚早年的教授，堪称明星阵容。钱穆和唐君毅不用说了，另外还有吴俊升，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是杜威的学生。教经济的张丕介、杨汝梅，早就誉满大陆。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教西洋史。孙中山儿子孙科的秘书梁寒操教写作。诗人、书法家曾克耑（端），历史学家左舜生，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国学家饶宗颐、罗香林等等先生，都曾经在新亚任教或者讲学。上世纪50年代初，全香港只有一所学校有资格称为大学，就是香港大学。新亚书院被叫做“野鸡大学”，门口挂了一个“新亚书院大学部”的牌匾。有一天，香港教育司司长高诗雅来巡视，看到这个招牌也笑了，虽然教授名册让人刮目相看，但是碍于港英政府规定，高诗雅还是叮嘱，把牌匾取下来，别公开挂在外面。1952年7月，新亚书院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余英时和张德民两位毕业生参加了仪式。钱穆因为身在台湾，没能出席。不久后传来消息，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讲学时被天花板砸伤，击中头部压至重伤，在台湾养病长达三个月。又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钱穆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内心真为他难受。很多年以后，钱穆去世，余英时写了一篇文章悼念老师，他在文章里回忆那天的场景：“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叶老告诉我一个细节，钱穆先生曾经谈起他心目中的“新亚精神”，他说：“没有理想的吃苦，那是自讨苦吃，有理想的吃苦，才是一种精神”。1954年是钱穆的六十岁寿辰，但他仍然为了新亚书院的前途，在港台两地奔波，换钱来补贴学校的日常运作。他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但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学术年谱，就会发现，60岁时的钱穆没有作品出版，61岁出版的也不过是在台湾的演讲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此外，正式的论文只有《孔子与春秋》，还有一些给《新亚校刊》等杂志写的零零碎碎的文章。可以说，这个阶段，是钱穆学术的低谷期。现在人看钱穆，一般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在1949年之前，还有1967年去台湾以后。他的两部代表作《国史大纲》和《朱子新学案》，分别在这两个时期完成。对于1949年到1965年，钱穆旅居香港办学的这16年，因为没有重要学术著作问世，大家一般都是选择性忽略，提的并不多。但实际上，新亚书院是钱穆人生中的重要一页，寄托了他全部的文化理想。钱穆88岁高龄的时候，眼睛已经失明，在由他口述、太太胡美琦记录的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里，他静静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师友杂忆”部分一共20个章节，仅“新亚书院”就占了五章，达到四分之一之多。钱穆在书中，这样说：“自创校以来，前后十五年，连此前的亚洲文商学院夜校一年，一共十六年。是我生平最忙碌的十六年。”的确，这16年，钱穆的主要精力并不在学术研究上，而是在为新亚书院的前途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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