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
Lv.0
2022/08/08 00:50
第四天
这种在绝望中建设的大勇气，始终贯穿在钱穆的讲稿里。例如，他明白“旧文学已死”，却始终不放弃，呼唤包容，呼唤共存。他说文学家各有各的长处，没有人是十项全能；文体各有各的价值，谁也不能一统天下。司马迁精于写史论而不精于诗，跟他同时代的胡适并不能作诗，胡适的“八不主义”也只是一种议论；他还说：“现在生物已经进化到人类，但其他动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话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体，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来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他批评“红学”崛起，质疑那些沉浸于“儿女亭榭”的人们，难道要以“红学”济世？他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有巨大影响，并不是提供了一套理论，还是有一套新文学帮助。对于那些抨击他的新文学阵营，他平心而论，“通俗文学有力量，但这种文体，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他对魏晋南北朝十分偏爱，对建安文学更是不吝笔墨，不仅把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而且对它的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我想，也许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的中衰期，从政制和人格上都是黑暗时期，和钱穆前半生经历的动荡时代太相似。时代转型中，钱穆一直怀抱忧患意识，思考中国文学的未来。在他看来，中国从来没有“纯文学”的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学，是和人生、历史、天地高度融合的，所以他说：“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在他看来，一切通俗文学最终通达于上层才有意义，“像乐府、传奇、词曲、剧本、章回小说，都是愈往后，愈繁盛。”所以他很怀疑，新文学如果只限于神怪、武侠、恋爱、侦探等游戏消遣，会不会逐渐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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