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
Lv.0
2022/08/08 00:51
第四天
叶龙老先生曾经回忆，钱穆曾谈到自己坚守新亚的初衷，是因为：“（学生们）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远占据心头，多半是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如果我们不能给他们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如果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各自找不出人生出路，那么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渐渐烟消云散。”钱穆的担忧，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他讲授《中国文学史》的1955年，香港仍然摆脱不了港英政府统治下的殖民地色彩。钱穆极力想从传统中寻找应对时代的新价值，同时，又不可能无视新文明的剧烈冲击，这种深刻的内心矛盾，在《中国文学史》讲稿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叶老还清晰地记得，钱穆先生开讲《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天，就在课堂上说了一句“重话”，他说：“今日我国还没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当时叶老无法理解，这样一句重话，不是会得罪很多曾经写过《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和教授吗？一向说话谨慎、谦虚的老师，为什么这样批评呢？过了很多年，直到叶老自己也做了老师，教那些读ABC长大的香港年轻人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才慢慢明白，钱穆先生当年的悲凉。1955年，钱穆讲《中国文学史》的时代，新文化一统天下，传统文化的地位并不高。他和唐君毅等一批大师级学人从大陆来到香港，办新亚书院的目的，就是复兴儒家精神和传统。可是当时的香港，殖民地色彩浓厚，西方文明滚滚而来，中国传统文化更难有立锥之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穆讲《中国文学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死者的心情来写死者”。很久以后，叶老才理解，钱穆先生开篇的论断，说“中国还没有一本理想的文学史”，并不是是瞧不起人，而是怀着“新文学新生，旧文学已死”的悲凉，呼唤一部像样得体的《中国文学史》，为的是“让死者栩栩如生”，对新文学提供一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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