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时间到了东汉末期的乱世,开始进入魏晋南北朝的风骨,建安文学是钱穆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此刻,“文学”真正出现,“人”的独特开始形成。钱穆说“建安时代的文学为中国的新文学”“建安时代是文学觉醒之时代”。文学真正开始关注“人”的所思所想,曹氏父子的作品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曹丕是中国文学史上讲文学之价值与技巧的第一人。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是对中国古典文学贵族气质的最好总结。文学家在千余年间的文字熔炼中,开始总结文学之“气”:何以有些文章读来能让读者觉之气冲云顶,陶醉翩然?就在于那神秘的“气”使然。在此时,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次意识到它天生的“贵族气质”。这“贵族”不在于文学由哪个阶层创作,而在于对文章作法的讲究,讲究声律、对仗、用词、典故等文学理论开始成熟,出现诸如《文心雕龙》《诗品》《文赋》等完备的文论,目的是用这种理论更自然地抒发自我的“情”与“志”。正如钱穆总结的“所谓文学,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据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钱穆评论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说它“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揭是的文学境界”。这种贵族气质,让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形成截然分野:中国文学讲求个体之“理、性、情”的抒发,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自我内心的表达,因此抒情诗和散文蔚为大宗;西方文学更面向广场,面向大众,面向庶民,传播更远,讲求如何最通俗地表达每个个体的生活,因此“故事”为核心的小说戏剧史诗成为主流。文体已经形成相当成熟的种类和体系,它集大成之作是《昭明文选》。《昭明文选》将前朝的文章系数选入,钱穆甚至认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只需要《昭明文选》加一部《诗经》就够了。《昭明文选》是韵文与散文结合的最高峰,在此之后,它们在唐代逐渐分化,是为唐诗与“古文运动”。让韵文和散文真正成为“人”关注自我的工具,在这一基础上,那些愿意用个体之力负载时代的人,将更得到钱穆的青眼。比如他就看重杜甫胜过李白“杜甫如一片枯叶,任由狂风吹飘。他是在大时代中无足轻重的一粒沙、一片叶,但杜诗变成了史诗,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整个时代”。
《中国文学史》
作者: 钱穆 讲述;叶龙 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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