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是理所应当重点讲述的对象,无论在哪一本文学史中都是最重要的内容,钱穆采用时间分段的方式,以初唐、中唐、晚唐为界,分别介绍了几位代表作家。可是他多么任性!选择了李白杜甫,漏掉了高适岑参,选择了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漏掉了李贺,杜牧只一句话带过。相反,对于韩愈和柳宗元,尤其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钱穆专辟“唐代古文”两章,重点讲述他复兴古文的功绩。因为韩愈的古文运动实在是中国古典文学在韵文和散文化的又一座高峰!唐诗是韵文的高峰,韩愈真正让散文成为独立的文体,书写文章不必再依赖骈四俪六的韵文,而是平实质朴的散文,并且他还扩展了散文的表达界限:可以抒怀、可以送别、可以寓言、可以吊唁、可以游戏、可以碑铭,种种功能,都可以用散文得心应手地体现。柳宗元师法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的又一位代表,相对而言更擅长山水游记,没有韩愈那样全面。正是由于韩柳提倡古文复兴运动,才开启了唐以后的散文盛世。在之后的宋朝,欧阳修、苏轼、曾巩等文学家,继续拓展散文的书写领域,他们的书写,不再是宫廷政治的需要,而完全成为抒发自我的选择。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他们师法唐宋古文,成为薪火相传的延续。那么韵文一支呢,唐诗、宋词、元曲、乃至戏剧和明清小说,都是延续了《诗经》的韵文传统。在钱穆看来,这已经“气韵”不够丰沛了,所以也是点到为止,他说“今天要唤醒国魂,非词的工作,而是需要诗”。他更重点说“宋朝的古文”。 唐代科举考生为了结识考官,都会写一些小说给考官看,这反而促进了唐代小说文体的发展。钱穆戏言“虽然这动机甚为无聊,但西方荷马等史诗实更为无聊,他们起初只是随街演唱的歌谣而已”。钱穆言“诗文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水浒传》《红楼梦》等只是消遣的读物”。明清小说在钱穆看来就更属于通俗文学,“小说家”在诸子百家属于末流,他重点讲述“明清古文”如桐城派、阳湖派等。在不同地方,钱穆都表现了对《红楼梦》的看法。比如认为《红楼梦》描写的只是女性,最终是大团圆结局,胡适研究红学不够全面等。这恐怕会惹得红迷不爽,但钱穆的宗旨是明确的,他坚守的是中国文学的贵族底色,是独抒情志、兼济苍生的责任感。钱穆在最后一课呼吁学生们要重视文学史的整理,在这方面,外国人做得比中国人好太多。根据李明滨的考证,“日本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出版于1897年,笹川种郎《支那历朝文学史》出版于1898年,英人翟理斯《中国文学史》1901年版于伦敦,德人顾路柏同名作1902年版于莱比锡,均早于国人所编”。钱穆呼吁学生们要重视宏观,不可“看到手纹忽略整只手”,胡适之研究《红楼梦》,“其占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极小”。钱穆的文学史就停留在此,虽然叫“中国文学史”,但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近现代,尤其是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得待后人续写。
《中国文学史》
作者: 钱穆 讲述;叶龙 记录整理
领书计划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