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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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4 13:26
第十一天
首先，钱穆很注意论述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指点津梁，纲举目张。书中颇有深刻的见解，例如他讲《诗经》的赋、比、兴，有两段发挥道：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说赋、比、兴云：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记的是物，却是言情。所谓托情、起情、言情，就是融情入景，故《诗》三百者，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中国人的抒情方法是叙物、索物和触物，不但《诗经》，即屈原之《楚辞》及汉时邹阳之辞，比物连类，也都是用这比兴的方法。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是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第14～15页）这就讲到根本上来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正在于情与物的互动相生，情与物乃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个轮子。有人说中国文学的传统就是一个抒情性，这个提法恐怕未免失之于偏。独轮车不容易骑很远。写景叙事同样传统悠久。在散文里，除了情与物的相生互动以外，还有一个议论的传统，但诗里面不宜大发议论。钱先生讲中国古代最重视《诗经》以及《昭明文选》，甚至说只要读这两部书就够了（详见第136、183页），其深意其在此乎。中国文学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它的工具性、实用性。钱先生在讲到《史记》时，指出司马迁“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文学与人生加以融合”，接下来又进一步提升到全局加以发挥道：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之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第81页）其实传统的“文以载道”这一句话也就把文的应用性、实用性、工具性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怎样做价值判断则是另外一回事。钱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他一向注意抓根本，讲大局。一般的文学史不大注意这个方面，这正是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请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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