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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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5 15:11
第十二天
第二，钱先生研究学问包括文学史，主张兼顾宏观与微观，尤重宏观，他说：
几十年来，有要做专门学问的偏见，只重钻牛角尖的小功夫，却忽略了大的。
观看手有两种方法，一是仔细的看手指纹，但另一种是看整个手。不能说只能由小处着手，当然用细功夫也是可以，但大功夫也是值得，今日中国最缺乏。（第333～334页）
这个看手的比方打得亲切。文学史研究现在是越做越细微了，培养学生也往往以“细功夫”为主，这当然也是必要的，而“大功夫”甚少有人着手，未免失之于偏，弄不好很可能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甚至只见叶脉而不见其树——只见到文学史上的某一小片段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研究一个很小的小问题，而完全不管那周围的大问题。
在讲到汉赋时钱先生就中国文学的全局发挥道：
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与屈原的赋成为相对的两大派，这正如唐代杜甫（入世的诗圣）与李白（出世的诗仙）一样。文学可分为超世的与入世的两派，而以入世的和人生实用的为佳。
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第66～67页）
这样的估价自有其深刻的依据，其背后则是儒家的传统在起作用。
在分析过《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那一首以后，钱先生发挥说：
文学有其共相与别相，诗是文学，《古诗十九首》当然亦是。“共相”是共同性的。西方的戏剧有其特定的时空，是逼真的，悲剧是其最高境界。此特定之时空，可一而不可再；但最真实的却常是不可靠而有幻想性的。中国的戏剧则是脱离时空的，正与西方的相反，它是群性的，空灵的，中国的文学亦然。中国的道德与人生是在文学的共相中常在的，且有长远的价值；西方的则是暂时的，无价值的。（第108页）
这里的价值判断儒家色彩甚浓，或可存而不论，而作为一个事实判断，是大有道理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大强调具体的时空，往往多写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景和感慨。
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随宜地发抒诸如此类的宏观高论，是钱先生著作中常常会有的情形，也是他的著作总是能引人入胜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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