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
Lv.0
2022/08/19 08:49
第十六天
钱版《文学史》《经济史》的爆红，让叶老特别欣慰。他多次对我讲，自己这一生的成功，都和写字有关。他的子真的很漂亮，是那种簪花小楷，端端正正的，有金石之气。这样的笔迹，多半都是“童子功”。叶老出生于1928年，他说自己小时候每到暑假，总不能玩耍，因为父亲的严厉要求，他每天要练习整整六小时的毛笔书法。因为写字而改变命运，在叶老的一生中，发生过多次。而最具转折意义的，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1947年。他刚从省立绍兴中学毕业，还不满20岁，没钱升大学，父亲又病故，只好写信给一位世伯，托世伯的女儿帮忙找工作。很幸运，这位姐姐的先生在南京国民政府工作，正需要请一位“书记”，叶老的一手好书法，当下就被看中。那一年他挥别母亲，去了大城市南京，自此一去不回。在南京国民政府，叶老受过专业、严格的速记训练，这给他后来的课堂笔记记录埋下了伏笔。1949年，政局大变，叶龙先是随国民政府机关转移到了广州，很快又接到迁徙重庆的命令。早就听闻蜀道难，叶龙不愿随迁，走到湖南的时候，就选择了脱离，在湖南武冈乡下的一间小学教书，教了半年多，等待全国解放。谁知，取得全国胜利后，叶龙的家乡又开始缉捕托洛茨基派。他的两个朋友因为信奉托洛茨基被捕，他因此受到牵连，没法回乡，只好转往浙江舟山，试着再谋生路。阴差阳错，他进了舟山的“蒋军官兵收容所”，又被遣回亲戚所在的籍贯：湖南沅陵。他千山万水，又回到湖南，这次在一家酱园做学徒，白天送货，晚上看门，一晃又是半年。他中学毕业就做了少尉书记，如今一辈子要做个小学徒，有什么意思？那时的叶龙刚满22岁，在信息闭塞的乡下，他听收音机、看最新的杂志、和笔友通信，心中充满了不甘，还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一份香港的左派报纸，给他带来了希望。有一天，叶龙在当地的新华书店看到香港《周末报》上刊载的文章，介绍香港调景岭难民营的情况，说救济粮每天吃几餐，还有奶粉、维他命，待遇很好。他心想，做难民这么好？不如到香港闯一闯。那是1950年。叶龙一路向南，经过广州，过了深圳，直到香港关口才停下脚步。他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当时，警察用粤语问了一句“你从哪里来？”他听得一头雾水，因此被拒入香港。原来，1840年以后，港英政府有规定，广东人可以自由出入香港，不是广东人就不行。幸运的是，叶龙在关口附近遇到“黄牛党”，花了点钱，到了晚上，“黄牛党”背着他过了深圳河，这才踏上香港的土地。关于那几年，叶老谈得并不多，而且语焉不详。我想，他身上一定有很多秘密。理解1949年，比我们想象中要困难得多。我还记得，第一次到叶老家做客的情形。临走的时候，他突然拉住我，说要唱一支歌给我听。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南京到北京，哪一个不文明？人民的领袖，就是那毛泽东。”这是一首红歌。解放初期在湖南沅陵的乡下，叶老停留大陆的最后一站，偶然从收音机李听到这首歌，就记了下来，一直记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说“最爱的还是这首歌”。我很意外，也有很多的不理解。在我看来，叶老在1949这一年的故事，是无数小人物在那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政府小职员，因为政治的原因颠沛流离，几乎无路可走，又因为一首曲调欢喜的红歌，就莫名地消解掉颠沛命运的怨怼，爱上一个他基本没有经历过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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