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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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21 00:25
第十七天
1951年4月15号，香港一份报纸“喜怒哀乐”专栏登出了一篇短文，投稿人的名字是“重生”。这位“重生”先生，就是叶龙。这个时候的他，如愿到了调景岭难民营，进入美国女传教士·西门英才创办的协同圣经学院。每天学英文和《圣经》，画些圣诞卡、绣麻包袋，或是帮忙种种菜，生活清贫，却其乐融融。和之前的颠沛流离相比，他就像开启了第二次人生。那个时候的香港，大陆富商、南下文人、难民学生纷纷涌入。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韦尔什写过一本《香港史》，书中记载：“新来者蜂拥而至，数年之内，人数就达到香港本地人口的4倍。”那时，人人都备尝艰辛，只求有张床可以睡，有一口饭可以吃，可“重生”的快乐，仍然鼓荡在每个人的心中。当时，叶龙就以“重生”为笔名，经常在《大公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稿费少则数元，多的有几十元。靠着这些稿费，他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图片1）1952年，叶龙以“重生”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这是他保存至今的稿费单。对叶老来说，真正意义上的“重生”，要等到1953年，他正式踏入新亚书院的那一刻。他对钱穆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不高而结实的身材，精神饱满，面色红润，眉毛长得特别长，目光慈祥而带有威严。穿的是蓝色的长袍，白斜布的内衣领子，高出外面那件蓝棉袍的衣领将近达一倍。钱穆并没有记住台下的叶龙。但叶龙的心底，不知道被注入了什么东西，特别温暖，让他有点想流泪。过了很多年，他才明白，那是因为钱先生对于古老的中华，有说不出的情爱；对于深远的中国历史文化，更有着说不出的敬重。叶老说，钱穆先生这个人“真是有点理想”。就是这一点“理想”，让钱穆从那个时候起，就变成了贯穿叶龙一生的“精神教父”。的确，在20世纪的学人里面，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人，会像钱穆那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尽管这成了他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尽管批评他“守旧”和“顽固”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和他的学生，仍然把这种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担忧，在殖民地的香港，大声地喊出来。从新亚书院毕业以后，叶老执教过21所学校，包括7间小学、7间中学、7间大专，课程涵盖文、史、哲，他摇着头对我说，“香港中小学的课本，基本不讲抗战史。”执教的四十几年里，他没有什么机会，跟学生好好讲，抗战到底是怎么回事。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殖民地色彩浓郁的香港，中文教育之落后，让身为教师的叶龙非常心寒。那些读ABC长大的香港年轻人，古文水平差，考试只知道背标准答案，更不用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心怀“温情和敬意”了。他不止一次，要学生去买《古文评注》，《赤壁赋》《吊古战场》《岳阳楼记》这些名篇……逼着背上两年，才终于打下一点古文基础。如果说教育是另外一种传承，叶老的使命，其实已经完成——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用这样的方式，把在新亚“重生”的自己，刻进了历史。（图片2）这是钱穆先生1959年7月向叶龙颁发硕士学位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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