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
Lv.0
2022/08/21 17:41
第十八天
1989年，钱穆病逝前一年，回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在下榻的百乐酒店做了一场小范围讲学，论题是《天人合一观》。那天的听众，有钱穆在新亚的老同事、法学家罗梦册，有新亚最早的毕业生唐端正、梁思朴和刘若愚，还有钱穆去台湾以后与之过从甚密的何佑森、逯耀东，以及罗梦册教授带来的两三位研究生。叶老也在其中。这不是世人公认国学大师钱穆的最后一课，却是叶龙眼中的“最后一课”。那一年，他61岁，最后一次为恩师做授课记录。那篇文章题为《论天人合一：宾四先生的亲身领悟》，后来发表在台湾的一份报纸上，仅1296字，却被钱穆视为自己“晚年最后的成就”。前面讲到，因为写字而改变命运，在叶老的一生中，发生过多次。一次是1947年，另一次就是1953年。叶老进入新亚书院，很快就因为笔录快，而且准确，加上对浙江口音没有障碍，被指派专门替钱穆先生做演讲记录。其实很早，钱穆就在自己的著作里提到过叶龙。1970年，他那本著名的读史小册子《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台湾初版，钱穆特地补写了一篇序言，提到“这个讲演集，是由我一个学生叶龙记录，再由我整理润饰的。”（图片1）这张图片是1961年叶龙在孟氏基金会举办的学术讲演上，被委派为钱师讲演“中国历史研究法”作记录。钱门弟子何止三千，然而像叶老这样把发扬恩师学说当成自己一生志业的，恐怕数不出第二个。世人往往看重亲笔著述，轻视口耳相传。其实，在文字出现以前，远古时代的人类正是通过以口相授来传承历史的，所以有“十口相传为古”的说法。如果说孔子是古老的口传文化时代的最后一个圣人，《论语》是一部伟大的口传文化典籍，那么我们，同样不能以“著书立说”的单一标准，来判断钱穆旅居香港办学的16年。这16年，钱穆在著书立说方面几乎没有作为。可是在课堂上，他留下了数不清的思想火花。这其中，既有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有中国思想史的通俗演绎，更有成体系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如果没有门下弟子的原始记录和辛勤编纂，钱穆这一时期的思考成果将永远湮没于历史，而“钱学”的完整框架，也将永缺一角。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叶龙在历史中的坐标，也许才更加清晰。要知道，整个五六十年代，叶龙几乎是钱穆先生的御用记录人。只要有讲座，都由他随同记录。大量记录稿在整理、誊正以后，钱穆先生都极为仔细地作了修改，甚至在钱穆先生1967年去台湾以后，叶龙仍然不断地，把自己记录的“讲学粹语”寄给老师修改。在两个人持续多年的通信中，涉及讲稿整理的段落竟然多达半数以上。整理学者的讲稿，这种困难，比翻译他人的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要记录的完全正确已经很难，还要做到信、达、雅这三个标准，就难上加难了。叶老所做的工作，钱穆先生是否认可？我想，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不但是认可的，而且有所依赖，否则也不会在信中说“盼细加寻索。此后若陆续写来，当为陆续改正。”（图片2）这是叶龙1955年使用的《中国文学史》笔记本。（图片3）这是叶龙保留的钱穆授课课程表。说到这里，还要补充一个细节，2014年，叶老还做了一件大事。他详细考证了钱穆先生1948年应上海正中书局的邀请，编选100本中国古籍必读书的前因后果，还原出了这份夭折于战火中的书单。这项重要的考据工程，在当年曾经引起很大的反响，给“钱学”研究做了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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